451年，东罗马帝国教皇马西安和女皇普尔凯丽娅，在小亚细亚的卡尔西顿，召开了世界范围内的基督教主教会议，此次会议推翻了前一次会议的决议，恢复了前三次会议的决定。否决了“一性论派”在基督教的位置，将“一性派”人员界定为异端分子，并且加以排除。设立“二性派”为基督教的主流和主导地位。

这一次会议的召开，时间方面是及时的，态度方面是坚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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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会议的召开，是有其政治原因的。

统治者的宗教立场

东罗马帝国教皇马西安继位时，正值宗教的“二性论派”在当时的东、西教会中占据着优势的地位。“二性论派”认为基督具有神和人的二性：耶稣是完美的神，也是完美的人。基督只有一位，基督的神人二性不相互混乱，不相互交换，不相互分开，不相互离散。也就是说维护了基督单一位格的完整。

在东罗马帝国境内中，由于教会观点的不同，带来分歧和争论，并且日益升级。为了缓和、改变这种动荡不安的局面，由东罗马教皇马西安和东罗马掌权者普尔凯丽娅牵头，一起召开了卡尔西顿会议。这次会议在历史上被称为第四次公会议。

会议推翻了449年强盗会议的决定，重新强调以前三次公会议的决议，第四次将“一性论”作为异端加以排斥。开除了“一性论”的提出者优提克斯的教籍。

古罗马女皇和她的统治政权是有着明确的宗教信仰的。他们热衷于宗教，往往不是为宗教而宗教，其根本目的是让宗教为统治者的利益而服务。女皇需要什么样的宗教，就会有什么样的宗教流派和观点推行、盛行。也就是说，女皇会让宗教的流派符合她的统治需要。

两种宗教流派的斗争其实就是统治者内部争斗的反映。

普尔凯丽娅是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的姐姐，东罗马帝国史上第一个女皇。她为了自身统治的稳固，消除人们对于女性担任皇帝的偏见，她需要制订新方案，作出新调整。

首先卡尔西顿会议打压“一性论派”，强调《尼西亚信经》。

会议对教会的纪律、诉讼程序、教会财产作出了新的规定；还规定奴隶没有主人的批准不能进入修道院。教士和信徒不允许结帮派，也不能到另外的教区避难。会议公布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和罗马主教有同等权利。

这些都有利于女皇政权的长治久安，也是她扶持自身势力的需要。

同时这个由她强制推行的基督二性合一主张，因为信奉的信徒众多，仅从这个方面来说，那么女皇争取更多支持力量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统治者的权利争斗

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性格软弱,小时候受他姐姐普尔凯丽娅的影响，成人后受宦官克里萨菲乌斯的影响和控制。大宦官克里萨菲乌斯是“一性派”背后的政治人物，也是一心想要篡夺东罗马帝国大权的人物。

皇后尤多西亚对身处权利中心的皇姐普尔凯丽娅素来不满，认为她限制了皇帝的权利。而皇后的心理特点，被宦官克里萨菲乌斯看在眼里，乐在心里。宦官克里萨菲乌斯利用了皇后尤多西亚的不满心理，趁机离间这两人之间的关系，使两人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随后，宦官克里萨菲乌斯还用了两招：第一，用埃及的财富供给皇后宗教支出；第二，补贴东罗马帝国的财政空洞以此来贿赂皇帝和皇后，欲达到在政治上孤立皇姐普尔凯丽娅的目的。

可是没有料到，皇帝狄奥多西突然去世，宦官克里萨菲乌斯在政治上的靠山坍塌了。皇帝的姐姐普尔凯丽娅通过军人马西安掌控了东罗马帝国的局面。

不久，东罗马女皇普尔凯丽娅和东罗马教皇马西安一道召开了卡尔西顿会议，在此次世界性的会议上将“一性派”视为异端分子，清除了这个宗教流派背后克里萨菲乌斯的宦官势力，稳定了东罗马帝国的局势。

马西安的登基策略

普尔凯丽娅的登基，给东罗马帝国带来空前未有的不能适应和不能接受。在东罗马帝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女性统治者出现。人们一方面感到惊异，另一方面感到愤怒。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普尔凯丽娅决定处死政敌宦官克里萨菲乌斯。

宦官克里萨菲乌斯是一个贪官，在他为官期间，积累了不为人知的无尽财富。普尔凯丽娅公布了他的罪状与事实，一时间，人们无不称快。人们四处传颂着女皇的干练，不再指责女皇的继位是否符合祖制和规矩。

不过，这只是短时间内起到了一种缓冲作用而已。对于掌权的统治者来说，需要的不是人们一时的认同，而是长期的跟随。

一时的缓冲，依然无法缓解民众对皇帝女性性别的质疑。如果不及时、不彻底地摆平这件事情，那么它迟早会有爆发的一天，到时候必然危及皇位。

普尔凯丽娅左思右想，最终看中了马西安。马西安出身军人，又是元老院成员。两人之间达成了协议和默契，女皇下嫁马西安。

女皇只是马西安名义上的妻子。

与马西安合作的方案是最优选择，他们约定：马西安必须尊重女皇地位和操守，因为只有这样能够才保证女皇的权利在握。

就这样女皇任命马西安为共治者，马西安坐上了皇位。这样做的好处是：解决了人们对女皇的性别质疑，女皇还能与马西安签约保护自己的权利。

事实证明：女皇的思考和眼光没有错，马西安的任用，是有着积极作用的。最关键的是马西安与女皇普尔凯丽娅一起召集了卡尔西顿会议，镇压了异已，稳固了女皇在东罗马的统治权。

但是这次会议，虽然解决了宗教纷争，解决了政敌问题，政治上的问题却没根本解决，譬如：行政区分割、税收增加、财富掠夺等。这次会议之后，埃及地区爆发了城市暴动。这次暴动，不仅是对会议的抵制，更是对长期以来压迫的反抗。